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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為新環保法實施后第一批被約談的城市，重壓之下，山東臨沂以壯士斷腕、刮骨療傷的決心，大力推進大氣污染綜合整治，區域環境空氣質量得到明顯改善。就在廣大市民為治霾點贊時，臨沂市依法鐵腕治污的行動被稱為“休克式療法”，并曝出停產整治導致“大批工人失業”、“企業因停產而面臨資金鏈斷裂的風險”、“高達千億元的債務危機一觸即發”等問題，臨沂市鐵腕治污引發了社會輿論的廣泛關注和爭議。

一次約談整改引起這么大的分歧和反彈，主要是因為觸及了多個敏感話題：一是環保，二是就業，三是發展，四是穩定。這4個話題交織起來，放在任何一個地方，都會引發強烈關注。

　　有觀點認為，臨沂強力治污影響到了群眾就業、社會安定、金融穩定。從調查結果來看，這一關聯明顯存在牽強附會之處。然而，在爭論之中，這一觀點確實轉移了公眾視線，誤導了社會輿論。

　　也就是說，在這場爭論之初，環保被綁架了，輿論被綁架了，地方政府被綁架了。這背后，有著復雜的利益博弈。

　　表面來看，這是污染企業和環保部門的博弈，是違法企業和環保法律的博弈。實際上，是兩種不同發展模式、兩種不同發展理念的博弈，是局部利益與全局利益的博弈，也是資本和政府的博弈。

　　由此我們不難看出，“臨沂之爭”看似一個環境問題，實則是經濟問題、社會問題。爭論的核心看似要不要強力治污，實則是要不要轉型，要不要嚴格執行新環保法、落實中央有關政策。

　　縱觀這次“臨沂之爭”，公眾的關注點大致經歷了這樣一個變化過程：先是關注約談整改影響了多少人就業，之后關注污染企業該不該關停，進而演變為關注當地的轉型之困。這是一個逐漸接近問題實質的過程。

　　這些被停產整治的污染企業，在經濟形勢好的時候是賺了大錢的，在環保要求松的時候是賺了大錢的。如今，一被查處就喊冤叫屈，目的就是為了爭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。

　　環保要求高了，企業不僅不愿為員工生計埋單，反而將本該自身承擔的社會責任推給社會、推給政府，并企圖將就業等社會問題作為與政府叫板的籌碼。這是一種逃避責任的表現。

　　在這種喊冤叫屈聲中，一個基本的事實容易被忽略。那就是，造成這些嚴重污染企業陷入困境的原因到底是什么？追根到底，并非當地政府的強力治污，而是當事企業長期不注重環保、屢屢違法生產所致。

　　事實證明，我們不能光指望這些嚴重污染企業來解決就業，不能光指望這種忽視甚至損害公共利益的企業來貢獻財政。相反，只有嚴格執法，才能將守法是底線的理念傳導給企業，企業才有可能持續發展，地方經濟以及就業才有穩定之基。

　　在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、局部利益與全局利益、表面利益與根本利益的比較中，相信我們的社會越來越會算明白賬，政府越來越會算精細賬，公眾越來越懂得算生態賬、健康賬。

臨沂不是一個孤案。當下中國，像臨沂這樣亟須強力治污、亟待轉型升級的城市比比皆是。

　　從這一意義上說，這場“臨沂之爭”有著超越臨沂本身的意義。它既提供了一個切實推動治污的樣本，也真實地呈現了轉型期所要面對的挑戰。

　　如今，越來越多的地方政府已經形成共識，隨著資源環境瓶頸約束的強化，過去那種拼資源、拼環境的發展模式已經沒有了發展空間，已經到了非轉型不可的地步。

　　同時，隨著經濟社會不斷發展，公眾對改善環境質量的訴求越來越高。任何一個企業、行業和地區的發展，只要與公眾改善環境質量的訴求背道而馳，其發展道路就會越走越窄，最后難以為繼。

　　轉型升級有無捷徑可走？偏重的產業結構調整恐怕是很多地方繞不開的一個難題：一些地方產能過剩很多，落后產能更是普遍，大部分處于產業鏈的底端，不但消耗大、污染重，而且效益低。

　　要改變這種局面，光靠修修補補是不行的，必須動大手術，甚至是傷筋動骨，有的要治理淘汰，有的要改造搬遷，有的則要轉型升級，這些都不是輕易就能干成的。

　　從國內外一些地方及行業的發展實踐來看，環境保護不僅不會影響經濟發展，反而在經濟轉型中有著自己獨特的優勢，可以發揮優化經濟發展的作用。

　　與其他方式推進轉型較具彈性相比，環境政策、法律法規和標準體系剛性更強，有的還有強制性，對于促轉型調結構的作用更為明顯。

　　在山東省內，就有類似鮮活的案例。山東造紙在分階段逐步加嚴的環保標準倒逼下，實現了行業的整體轉型升級，不僅大大減輕了環境污染，而且行業的整體實力有了幾何級數的提升。

　　從總體來看，環保行動的升級并沒有帶來經濟的下行。數據顯示，1月~5月，臨沂市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幅全省第二，稅收占財政收入的比重列全省第三，固定資產投資增長14.8%。隨著時間的推移，環保促進經濟發展質量提升的作用將日益顯現出來。

　　當然，和臨沂一樣，對任何一個謀求轉型的城市來說，挑戰都是巨大的，都將面對財政、就業、發展等方面的問題，這考驗著當地黨委和政府的政治智慧、轉型定力。

　　不難想象，在這場爭論中，臨沂市政府尤其是環保部門承受了巨大壓力。面對質疑和指責，當地政府和環保部門沒有自亂陣腳，依然堅定如初。這樣的一種定力，對推進轉型來說，尤為可貴。

　　在環境形勢依然嚴峻、環境法治不斷強化的當下，這是對環境法律的尊重，是對發展規律的尊重，是對生態環境的尊重，更是對公眾健康的尊重。